环保攻坚世界锑都的生态工业新城一股“黑色”的乌云正笼罩在中国矿产开发业的上空。
　　近年矿产资源价格一路飞涨，记者日前赴山西、云南、陕西等矿区采访发现，在一些矿区，对暴利的追逐已演化为赤裸裸的暴力，随着大量资本涌入煤矿、铅锌矿、金矿等矿产开发领域，涉矿纠纷不断增加，暴力流血事件频出。当地黑恶势力介入其中，“低级”的，可充当打手；“高级”的，能“仲裁”纠纷；更有甚者，直接抢占经营矿产资源。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直言，“目前资源企业的黑社会化十分严重。”
　　在一些黑恶势力插手矿产的背后，公权力为之护航的身影亦分明可辨。在一些地方，民众对“打黑”已感心灰意冷，不指望地方官员能动真格，反而常拿有关措施当笑话说。
　　竹立家等受访专家期待的矿产资源领域“打黑”风暴，不仅应严查黑恶势力问题，更须从严、从重处罚背后的“保护伞”。

　　“摆场子”职业化
　　2009年10月12日，山西省吕梁市临县白家峁村村民与山西三兴煤焦有限公司白家峁 煤矿发生矛盾，三兴公司保卫科科长李保明等人组织近百名护矿队员、“社会闲散人员”和“两劳”释放人员，手提木棍、砍刀，分乘10多辆车赶到白家峁煤矿， 与白家峁村村民发生冲突、械斗，致4名村民死亡，14人受伤。
　　据吕梁市公安局事后调查，那些“社会闲散人员”和“两劳”释放人员大多是三兴公司花钱雇来的打手。他们大部分来自临县附近的方山、离石等县区，专门以帮人打架斗殴为生。平时分分合合，各有其召集人，有人出钱雇用便聚到一起。
　　还有不远千里而来者。太原市公安局曾打掉两股以东北籍人员为主的黑恶势力，涉案人员120多人。他们长期驻扎太原，经常受雇于山西各地的一些矿老板，为其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摆平矿上的各类冲突、纠纷，俗称“摆场子”。
　　“摆场子”的价格大致标准为：只出场，不动手，一般是每人每次50至100元；如果动手，每人都在200元以上。打架负伤后，医疗费、补偿费由雇主出；被打成重伤或打死，补偿费由雇主与受雇方双方协商，一般在20万元以上。
　　太原市公安局柳巷派出所原所长李初锋介绍，这两帮东北籍黑恶势力团伙组织严密，平时三五成群分散居住在太原市一些“城中村”内。他们反应迅速，号称“快过公安110”，只要召集人打一个电话，上百成员十几分钟内便能聚到一起。“摆场子”结束后，便四散离去，化整为零。因此很难一网打尽。
　　长期关注矿产资源利益纠纷的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宗建文介绍，在矿产资源地区，几乎每一起暴力流血事件的背后，都活跃着一批以“摆场子”、打群架为生的“社会闲散人员”。一些私营矿主为求安全，逢年过节都要给他们送上大笔“保护费”。
　　据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披露，目前因土地、矿产等资源问题引发的冲突已占全部农村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的65%以上，成为农业税取消后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首要和焦点问题。

“红”与“黑”勾结
　　在一些矿区，黑恶势力与资本已合二为一，超出雇与受雇的“原始”阶段。贵州省晴隆县的罗泽成家族则走得更远，在1997年至2008年十余年时间里，不仅自设私人武装，还拉来了“红色”关系网和保护伞。
　　坐拥双重后盾，罗氏家族在晴隆县紫马乡、安谷乡、大厂镇等主要黄金矿区掠夺式地开采金矿和矿点达57个，占到全县金矿的半壁江山。
　　晴隆县公安局黄金矿山派出所所长吴家锦及民警贺正伟曾为罗家出头，开枪打死村民梁贵礼。事后，罗家亦投挑报李，出面活动，使吴、贺二人逃脱刑事处罚。
　　罗氏案件去年进入司法程序。据公诉机关指控，罗泽成家族成员涉嫌非法采矿、非法占用农地、瞒报重大安全事故、非法买卖枪支、非法买卖危险物资、故意杀人、洗钱等多项犯罪。
　　与之一同落案的，有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公安局原副局长陈家才、晴隆县公安局原政委张继鹏、晴隆县黄金管理局原局长杜碧文、晴隆县黄金局原副局长兼县黄金公司经理彭逢贤、晴隆县政协原主席舒腾元等多名当地官员。
　　与罗泽成一样，山西省阳泉市的关建军亦是一名“黑老大”式矿主。不一样的是，关建军还有一个市公安局巡警队长的官方身份。
　　据司法机关调查，以关建军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寻衅滋事、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方式占有了当地七八座煤矿，聚敛了几亿元的财富。
　　在无任何合法占地、开采审批的情况下，关建军团伙曾在山西平定县连庄村大肆占地挖煤，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遭到村民们一致反对。而平定县巨城国土资源中心在向平定县国土资源局执法队的汇报材料中却写道：“现场未对煤炭资源进行过开采。”
　　以关建军为首的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于去年被破获。因涉嫌该案，阳泉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城区公安分局局长梁华奎、平定县公安局局长丁福光也已被纪检部门“双规”，接受调查。
　　竹立家表示，在黑恶势力与公权力互相勾结介入矿产资源业之下，有的地方虽然搞了招标程序，但经幕后黑手操控而流于形式。因忌惮黑恶势力，一些守法企业甚至不敢参与招投标。勾结起来的官与“黑”，以极低的代价获得开发权益，普遍心态是捞上一把就走，根本没有长远的打算。对这种情况已看得很清楚的老百姓，久而久之就会对党和政府离心离德。

“暴力至上”
　　2010年11月18日，因煤矿资源纠纷，云南省红河州泸西县小松地煤矿发生爆炸枪击案，造成9人死亡，48人受伤。
　　据云南省泸西县政府新闻办公室通报，小松地煤矿承包人王建福和跃进煤矿承包人郑春云因煤矿资源开采发生纠纷，积怨已久，长期得不到解决。案发前，王建福得知郑春云要聚众到矿山滋事后，预先在煤矿二号井口附近埋设炸药、准备枪支。11月18日上午9时许，郑春云召集120余当地的闲散人员，分乘20余辆汽车，携带管制刀具、钢管、木棒等到小松地煤矿寻找王建福。当郑春云一伙来到小松地煤矿二号井口处时，事先在此等候的王飞云引爆炸药，随后用枪支对郑春云等人开枪射击。
　　同样因矿产纠纷，2010年7月17日，陕西省横山县波罗镇樊河村村民和矿方组织的人员发生暴力流血事件，造成86人受伤，1名学生死亡。
　　多位矿主告诉本刊记者，在资源开采领域，“暴力至上”，上无官员保护，下无黑恶势力撑腰，“迟早要被别人吃掉，搞不好要赔上身家性命。”遇上纠纷诉诸公权力，有时上下级意见不一，有时部门间意见相左，有时一个领导一个调，谁也说不清。如果打官司，少则三五年，多则十年八年。“长此下来，打官司真不如找黑社会，久拖不决的事，通过黑恶势力组织人员打一仗，全解决了。”
　　不仅部分民企相信暴力解决问题，甚至国企有时也发生“武斗”事件。如在陕西等地，央企与地方政府、地方企业、农民之间的利益争夺不断升级，仅2009年上半年，中石油下属的长庆油田在陕北地区就与地方发生数十起群体对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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