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至8月1日，央行在河南郑州召开了分支行行长座谈会。会议提出，坚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继续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必要的政策力度。

　　央行郑州会议应该是对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7月22日，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坚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并强调要坚持不懈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和保障性住房建设，坚决遏制住房价格过快上涨。

　　物价上涨，按货币主义理论，直接原因是钞票印多了。某种商品价格上涨，是追逐该商品的钞票超过了该商品的供给，而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即通货膨胀，则是流通中的钞票，超过了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不过，对有关部门来说，只看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搞清钞票印多的根源在哪儿？

　　如同一个人发烧，直接原因肯定是有病了，但是，对医生来说，仅仅明白这一点，还是不够的。作为医生，必须查清发烧的病因，是感染性发烧，还是非感染性发烧？在明确病因前提下，才可能对症下药。

　　对管理部门来说，治理通胀同样也得分析通胀的成因。如同治疗病人发烧，必要的退烧针是需要的，但是，如果只是一味地打退烧针，这是治标不治本，病人无法治愈。遏制物价上涨也一样，如果只是单纯地收缩货币、增加生产，效果也不会太好，因为这同样只治标没治本。

　　现在，有专家学者将通货膨胀区分为输入型通胀、结构性通胀、成本推动型通胀，这较之过去是一大进步。中国历史上屡屡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从金融角度说，同我们过去仅认识到通胀的根源在于货币超发这一深度有关。

　　通货膨胀区分为输入型通胀、结构性通胀、成本推动型通胀，其原理就如同医生治疗发烧需区分病因，目的就是要寻找通胀背后诱发货币超发的根源，然后才可能“对症下药”。

　　当前，输入型通胀是客观存在的。譬如石油是工业的血液，是国民经济的命脉，然而，我国石油依存度已超过50%的警戒线，高达55.14%了。其他大宗商品，如铁矿石、大豆等，对外依存度也很高。

　　中国人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涨价。当国际金融炒家利用量化宽松背景大肆炒高石油等大宗商品并从中获利时，实体经济输入型通胀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

　　而且，更值得注意的，除炒高大宗商品外，海外资金还直接进入中国，一方面导致外汇占款投放过大而造成价格普遍上涨，另一方面，则是外资直接炒作中国商品或收购中国产业（包括房地产）而导致某种商品价格的飙升或某个产业被其控制。

　　成本推动型通胀，也是无庸置疑的。譬如建筑/装修工人的工资，最近涨幅惊人，这会提高建安成本，影响房地产开发成本。又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飙升抬高厂商生产成本，也会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胀。

　　虽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和我国劳动力价格上涨，都会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胀，但其副产品是完全不同的，与前者相伴相生的后果，常常是我国国民福利的损失，与后者如影相伴的结果，往往是我国内需市场的培育。

　　存在结构性通胀，同样也是众所周知的。从过去资本对待劳动力的傲慢，“四条腿的狗不好找，两条腿的人多的是”，到今日民工荒的初显，民工工资的逐步上涨；从过去稀土只卖土豆价，卖稀土赚的钱还不够治理污染，到今日对稀土产业链的开始规范；从过去工业用地零地价的招商引资，到今日全面实施“招拍挂”……

　　从某个角度说，中国今日的结构性通胀，是在为昔日表面“高增长、低通胀”买单，背后却是因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价格的人为压低，而还历史的“旧账”。

　　当前，中国通胀的威胁，有输入型、结构性、成本推动型等类型。成本推动型通胀，利弊参半；结构性通胀，总体利大于弊；输入型通胀，只有弊没有利，国民经济大起大落的威胁，主要就来自于此。房价上涨的背后，也有着输入型、结构型、成本推动型等不同因素，对此不可不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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