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外回来后，黄伯云凭着一股倔劲，带领着自己的团队，开始了艰苦的研究工作。在历经无数次的试验之后，1996年他们完成了炭/炭材料的实验室基础研究。这时大家都觉得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黄伯云并没有满足。
　　留学美国八年的经历对他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实验室里的基础研究必须和应用结合起来，走产业化道路。因此1994年中南大学粉末冶金研究院就成立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这里主要的任务就是将在实验室里理论上研究成功的成果做成可以直接应用的产品。

采访李益民：
　　黄校长作为不同一般的科学家，他从一开始就考虑了不只是研究，还考虑到用。就是怎么能够转成，能够产业化，能够为整个的国家的战略需求和国民经济做贡献。
　　我们很多关键的制造业，关键的零部件是不能获得的。一些核心的零件，核心的，那这中间主要是缺少关键的材料及部件。那么，黄校长就希望能够在这个方面做一些工作。所以，在边研究就边往工程化应用，往产业化推。

解说：
    　炭/炭材料的实验室基础研究成功后，黄伯云马上意识到，只有能用在大型商用飞机上的刹车片才是国家真正急需的。一架大型客机平均一年半就要换一次刹车片，而每换一次需要数百万元。如果我们自己生产不出来，那么不仅我们所有使用的飞机每次更换刹车片都必须依靠进口，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发展也要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受制于人。
　　但与此同时，黄伯云心里也非常清楚要工业化生产出炭/炭复合材料的刹车片，我们面临的技术困难和资金压力都相当巨大。为此黄伯云必须做出他一生中最为艰险的抉择——是做完基础研究之后就此为止，还是继续冒着风险将飞机刹车片生产出来？

访谈：
　　黄伯云：所以呢当时我们也有很多争论，有的人就认为这个会要花很多的钱。要花大量的资金，因为前面国家就已经投过几千万上亿的资金来做这个工作。很多同志就分析我们要打赢这场仗，那是很艰难的，那我们不如就风险太大，就有同志提出来要放弃。
　　主持人：那您当时为什么决定要做呢，敢去承担这个风险？
　　黄伯云：我们是有风险，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好的基础了，在基础研究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那么这个新一代的材料，对未来是有很大影响的。如果我们不做，那么就等于我们就消亡了。我们过去做的旧材料完成了，你就没有新的东西进行替代。在更新换代的时候，您可能就没有资格了，你就没有资格了。你就不可能参加下一轮的竞争了。
　　主持人：那实际上这也是存亡的选择。
　　黄伯云：两种都是存亡，不做也是存亡。你完不成也是存亡有更大的风险，你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你完不成这个任务，你就会把单位拖垮。这也是个很大的风险。那么你不做以后，你也能够生存，那我就做到这里吧。我还可以做很多别的东西，我也可以生存下来，不冒这个风险。两者相比做的这个风险要更大，不做的这个风险要小一些。但是你要不做的，这个风险小一些，但是你不可能走到一个辉煌的顶点去。

解说：
　　一边是国家的重大需求，一边是成败之间巨大的风险。作为带头人，黄伯云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各种压力。1997年国家计委和中国民航总局准备正式为炭/炭复合刹车材料的工业化项目立项，在召开专家论证会的前一天，黄伯云因为生病在医院住院，为了及时赶到会场，他不顾医生的劝阻，自己拔掉输液管就赶往机场。

访谈：
　　主持人：大家都说您不管是在做实验的时候，还是在去跑项目。在一些关键的时刻您往往是不要命的。甚至有时候拔了这个输液管就直接奔机场，甚至打着这个吊瓶就奔机场去了。
　　黄伯云：是的。你要考虑到自己的身体，我要去怎么那个，我怎么能够活的命长一点，那你就别做这个事了。所以这个是必须要有拼命的精神。
　　主持人：有人说您用一个词用一个字来描绘您说，您有点蛮。就湖南人的这个霸蛮之气，您自己觉得有吗？
　　黄伯云：那就是必须要这么做。
　　主持人：您自己也觉得有这种蛮气。
　　黄伯云：是的。必须要这么干下去，你考虑到很多自己，那这些事情你就干不成。只有有这种精神你才能做出事来，你才能够把这些艰难的工作能够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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